1980年之后,中国的死刑核准权被下放。起初,只有杀人、抢劫、强奸、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案件。1991年,最高法院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由云南高院行使。(2007年1月1日起,死刑复核权被收归最高法院)

由于毗邻“金三角”,云南毒情严重。据统计,2003年以前,云南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都在千人以上,其中毒品犯罪占据了80%以上。

又据法学学者曾粤兴(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曾为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研究,1998年到2008年,云南执行死刑的数字一直居于全国之首。

2000年左右,中国司法界,“严打”的政策被“宽严相济”及“控制死刑”的政策所取代。

加之云南“杜培武案”后,云南省开始执行“少杀慎杀”,二审改死刑为死缓或无期徒刑的几率大大增加。

据曾粤兴的研究:云南高院在二审中,对一审已经判处死刑的案件,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从而使适用死刑的数量逐渐减少。在改判中,云南高院考虑的因素包括有法定从轻情节、有酌定从轻情节、一审判处死刑的证据偏软不扎实、考虑地区差异而进行全案平衡、感觉不能处决被告人等八种情况。

但孙小果是1998年被判为死刑,按照1996年到2012年适用的刑事诉讼法,二审最长期限是两个半月。

实际上,这中间是有空子的,高院可以发回中院重审,拖延时间(智力支持来自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朋友@海飞)。

梁子安,长期在云南省高院工作,曾担任刑二庭副庭长、审判监督庭庭长。也许就是他操刀了此事,这完全在他的权属范围之内。

接下来,就是通过运作,把无期徒刑变为有期徒刑,再继续运作,减刑,提前出狱。

不过,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不应该算是重大科学技术发明,顶多是一般立功,一般立功减刑作用不是很大,就是能减个一年半载的样子。”

据《昆明日报》一篇刊发于2011年4月22日的文章“历经风雨不言愁”,孙小果的继父李桥忠生于1960年。

显然,孙小果的母亲孙鹤予比李桥忠的年纪要大不少(PS:据知乎用户爆料,孙鹤予比李桥忠大10岁)。

按照官方通报,李桥忠曾是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副局长,孙鹤予只是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民警。

1994年,李桥忠34岁,位居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副局长,前途灿烂;孙鹤予44岁,还只是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民警,混等退休。

一个年富力强的副公安局长,为了年近半百且职位普通的后妻,不惜赌上政治前途,为不争气的继子奔走活动。

据官方通报,1998年他因在孙小果1994年强奸案中帮助孙小果办理取保候审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撤职处分。

按照《中国纪律处分条例》,留党察看,孙鹤予 知乎可是党的纪律处分中仅轻于开除党籍的一种重处分。

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留党察看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期满后恢复其党员权利;坚持不改或者又发现其他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的,应当开除党籍。

党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其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恢复党员权利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

李桥忠被撤职前撑死了是正科级,留党察看处分后,一般不担任领导职务,如正科级领导干部,一般被降为副主任科员。三年后,任职应该从降低后的新职务开始逐步晋升。

2001年,副主任科员李桥忠卷土重来,熬资历,终于2004年升任五华区城管局局长。

可这么优秀的同志,犯过错,且殷鉴不远,本该珍惜来自不易的机会,发光发热。

可按照通报,2008年,他又跟孙鹤予一道,与监狱、法院相关人员共谋,利用并非孙小果发明的“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申请实用新型专利,认定重大立功帮孙小果减刑。

这一年,他才48岁,距离退休还有12年,正处于事业的黄金期,只要不犯错,肯定还能继续升官,但他为了年近花甲且有案底的后妻,又铤而走险,非得把声名狼藉的继子给“捞出来”。

按照《昆明日报》前述报道,李桥忠15岁就在公社做技术员,后当兵、从战士、班长到副团参谋,多次立功。转业后,一辈子都在执法部门工作。为什么就屡屡知法犯法,一错再错?

1992年,李桥忠与孙鹤予结婚时,孙小果已经17岁,且当年年底就入伍了,这对继父继子几乎没有共同生活的经历,说有多深厚的感情完全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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